原標題：多學科合作助力中國考古深入發展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多學科合作助力中國考古深入發展

來源：人民政協報

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是2023年度田野考古的杰出代表。參加終評的22個項目重大發現不斷“填補空白”“改寫認知”，呈現了我國考古事業加速發展的景象。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表示，近年來，多學科研究在考古中的應用不斷深化，對遺址的深入認識，與多學科合作密不可分。

探尋歷史密碼

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首次揭示出10萬年前古人類對巨型動物資源的充分利用，生動再現了為應對冰期、間冰期交替出現帶來的環境變遷，遠古祖先不斷調整適應策略及維生方式的歷史場景。這也系統地完善了海岱地區晚更新世古人類文化發展序列和舊石器技術發展過程。跋山遺址使用石英簡單石核-石片技術的文化特點，發展到距今約3萬年水泉峪遺址出現細石器技術，經鳳凰嶺遺址、扁扁洞遺址傳承發展，而后開啟了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明化進程。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看來，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演化最基礎最漫長的階段，涉及人類共同的興趣，具有高度的國際性，中國在關鍵區域、關鍵時段的發現一直被世界所關注。

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包括殼丘頭、西營、東花丘、龜山等遺址。通過持續系統的考古工作，建立了東南沿海島嶼地區7500-3000年考古學文化序列，各階段考古遺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明確，發展延續關系明顯，存續多個考古學文化，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不同時期的居址空間利用模式揭示了該地區7000年以來的史前聚落形態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珍貴的人骨遺骸、豐富的海陸生動物遺存，以及確鑿的農業證據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多樣化的生計模式，兼具大陸性和海洋性特征，這種特點貫穿7000年以來的各個時期。

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于1970年因開掘新郎川河而發現，2015、2016和2023年進行了三次發掘。三次發掘均選擇在西側的遺址核心區進行，發現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時期的連續文化堆積，成為長江下游地區文化演進研究的典型范例。其出土遺物非常豐富，多數器形都可與周邊地區進行對比研究。遺物中自始至終網墜比例都很高，結合采集和浮選的大量水生動植物和少量的陸上動植物遺存，說明了生計方式上，漁業經濟占了很大的比重。

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是屈家嶺文化的發現和命名地，是以屈家嶺為核心，包括殷家嶺等十余處地點為一體的新石器時代大型遺址。該遺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進行過三次考古發掘。2015年至今持續開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獲。考古工作揭露一座屈家嶺文化大型禮制性建筑，發現黃土臺基和體量巨大、結構清晰、建造工藝考究的“磉墩”，是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磉墩”，填補了中國建筑史的空白。發現依勢而建、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包括水壩、蓄水區、灌溉區和溢洪道等要素，集抗旱與防洪、生活用水和農業灌溉等功能于一體，是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之一，標志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御水轉變為主動地控水、用水，實現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河南永城王莊遺址葬俗獨特，存在多組墓葬間的“有意打破”現象，墓葬出土“玉覆面”及成組石圭具有禮器的性質，是該地區史前時期社會復雜化進程的直觀反映。遺址陶器群類型多樣，文化面貌復雜并具有鮮明地方風格，代表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豫東地區的新類型。

助力考古持續深化

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出土了類型豐富的成套青銅酒禮器，展現了早商時期最為完整的酒禮器組合，代表了早商禮儀制度和禮儀文化的最高規格。發現的黃金綠松石牌飾，與二里頭綠松石銅牌飾在鑲嵌工藝等方面一脈相承，是二里頭文化以來嵌片綠松石高等級禮器的巔峰。

陜西清澗寨溝遺址大量葬車遺存的發現為探索中國古代馬車的起源和車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關鍵證據，出土了國內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實物。反映了黃土丘陵地區與商王朝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對周邊地區的深入影響。對了解殷墟時期中原與邊陲地區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是國內罕見的規模宏大、格局規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是繼宗廟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種祭祀建筑形式。該建筑格局深刻影響了兩漢時期德陽廟、王莽九廟甚至后期天壇、地壇等祭祀建筑風貌，具有極強的禮儀性。

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時期的窯爐、作坊等各類重要制瓷遺跡，出土了大量殘片和窯具。第一次從考古學上建立了霍州窯歷史分期標尺，掌握了各期的產品面貌和工藝技術特征，填補了北方地區細白瓷生產的缺環，是北方地區細白瓷生產最后的高峰，對中國陶瓷發展史具有重要貢獻。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考古調查是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運用考古學理論、技術與方法，嚴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規程要求，借助深潛技術與裝備，對位于水下千米級深度的古代沉船遺址開展系統科學考古調查、記錄與研究的工作。這一發現充分展現了我國深海科技與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進的美好前景，標志著我國深海考古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是中國水下考古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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